希腊拟给12岁至15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久而久之，不仅犯罪者，而且普通民众，都会逐渐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和尊重，因为它们经常沦为聋子的耳朵——摆设。

尤其是当你所不喜欢的人遭遇了不公，遭遇了迫害和袭击的时候，人们的态度，更是说明这个社会到底在哪个层面上。退一万步说，即使方舟子作用没那么大，是不是就该被袭击呢?如果我们社会容忍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就被人打，被人袭击，甚至被致死命，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呢?——— 如此没有秩序，没有自己的道义。

显然，这些林林总总的幸灾乐祸，说三道四的网上帖子，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其实，我也不喜欢他的这种行事风格，也被他多次骂过，之所以不乐意还嘴，就是因为看到好些人正想看热闹，不想演打架戏给人看。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质疑和喝彩，代表了一种情绪，一种对方舟子表示敌意的情绪。在这样一个知识界没有廉耻，企业界热衷借科学名头造假，遍地沽名钓誉，遍地欺世盗名的年代，多出一个方舟子，多少还能让这些人有所忌惮。但是，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毕竟是个人性格和喜好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即使打假打到自己头上，也是可以讲理的。

有的人不仅失去了公义感，而且没有了是非观念，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这个感觉本身就很卑劣——— 不喜欢一个人，就希望他倒霉在这样一个知识界没有廉耻，企业界热衷借科学名头造假，遍地沽名钓誉，遍地欺世盗名的年代，多出一个方舟子，多少还能让这些人有所忌惮。正因为有警员监视，李庄才特别顾忌，龚刚模也特别顾忌，所以就不敢直接交流，所以不能不以眨眼的方式交流。

十一、嫖娼栽赃与人格抹黑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要想抹黑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指控其有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并不明显玷污名誉的违法犯罪行为），似乎是远远不够的。被控方的任何辩解的声音都无法出现在政府媒体上。这里导演戏剧的色彩太浓了，让人太难以解释了。第五是任何界别不得豁免论。

另一方面，这样判决恐使全国的刑事律师不再尽心尽责地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第一，这一案件的确有太明显的程序违法，明显到路人皆知。

律师是否真的犯伪证罪，不在于你有什么行为，而在于大局有没有需要。这也就是他们很快取保候审获得自由但又对辩方律师失踪的原因。按照当局的逻辑，只要是公安机关取证，就一定合法而有效。一个高级党政负责人，在受到批评的时候，马上以还有的是触及了他本身的利益，踩到痛处了。

因为这与李庄的伪证罪嫌无关，甚至与犯罪无关（顶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担任公诉人的女检察官幺宁女士要在一审开庭辩论理屈词穷处于劣势时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公布李庄曾在重庆接受龚刚华安排的嫖娼招待了。谁主张对李庄案严依法定程序、追求证据真实和充分，就等同于挺李，挺李就是为坏人辩护，为黑律师作伥，就是反对深得民心的打黑除恶运动。而且公诉人当时还让我撤销上诉，这完全是一种欺骗。

在龚刚模举报李庄3天以后，在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刑事侦查之前，在法院正式开庭审判之前，新闻媒体就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李庄违法犯罪细节，调动舆论力量，这是明显不妥当的。（4）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的伪证。

这种批评，本来就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是似乎有人受不了，就很不高兴。会见中，因有警员始终在场监视，李庄与警员发生语言冲突。

……那些都是斗争策略，希望法庭尊重我的意见。《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可以单独会见被告，任何机关不得监视。难怪龚刚模会好几天情绪反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内心煎熬。从来没有听说仅仅有妨害公务的设计或准备而未造成对公务的实际妨害就被定罪判刑的。没有警方的特别做工作，这一切是不可能的。第一顶帽子，是反对打黑。

欧美国家允许所有关系亲密者之间拒绝作证。高额收费涉嫌诈骗钱财，也是不道德的（中青报说律师给刑事被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就是一种道德评判）。

为了迫使这八个证人为李庄有罪作证，重庆当局采取了最原始最简单的做法——让他们成为罪嫌或被告，拘押到看守所（除因为癌症在北京住院的程琪外）。（3）关于李庄的犯罪行为，仅仅只有被告检举或证人证言，没有口述证言以外的任何旁证。

这是今天好多国家至上主义者无法理解的。如果仅仅是报道其有教唆伪证罪嫌，而没有报道其一手捞钱一手捞人、第二次伤害、嫖娼之类的道德败坏问题，人们哪里愤恨得起来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局是很成功的。

还煞有介事地强调说刑事诉讼证据必须依法收集。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时间期限一般是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一方面，批评公检法的某些作为，主张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认为李庄虽有不当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人们，其实偏重于程序正义。既如此，怎么还会大声说出你必须翻供，不然你就死定了的话呢？第四，不管李庄是否眨眼、使眼色或说过你必须翻供，不然你就死定了的话，只要真的有迹象表明龚刚模曾被刑讯逼供，李庄依法有教唆龚刚模推翻供词的权利。

因此在开庭审判中，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高子程质问为何拘捕证人，并要求释放证人时，检方只好回答他们都有另案在身，否认他们是纯粹证人。即使按照检法方面的认定有教唆龚刚模谎称被刑讯并翻供，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引诱程琪、龚刚华及保利公司其他员工作违背事实的证词的行为，但是仍旧没有一个证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事实发生——龚刚模没有谎称被刑讯，也没有翻供。

这种不准退出代理、执意借头一用（如曹操对他的那个粮草官一样）的做法，也给全国人民深刻的教导：我们的司法原来就是这样按照大局的需要来操作的，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操作的。我们发现，在回答控方即检察官的问题时，证人一般显得非常听话，认真配合。

李庄案中再次演示了这一传统规律。公安局和检察院对我完完全全都是一种欺骗，你们可以详细看我的认罪书。

一个公立大学教授能以放弃自己的高薪公职（大众公认的珍贵的铁饭碗）为代价来抗议，准备承受未来的清贫寂寞无保障的生活，让我们不能不略怀敬意去静听、尊重并省思他的理由。这也许正式重庆当局所需要的，因为一旦签字正式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再抓李庄的理由就不太充分了。所以当官方的执法行为有错误时，人民会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素养加以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他们的宪法权利。当天就有网民破译出了其中的藏头语——被比（逼）认罪缓刑。

出于对弱势群体或弱者的同情，出于对反常之事的特别关注，人们纷纷发言加以评论，这也是十分正常的。3月初在北京开人大会时，陈忠林教授曾回答记者说如果对李庄的行为作为犯罪中止来处理也许更为妥当些。

立法的本意绝不会鼓励这种闪电式执法司法。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在执法司法中，公安干警、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们，肩负着共同的、一致的神圣责任或义务——这就是实施法律、维护法律尊严。

2010年2月9日，李庄案二审宣判，定罪不变，改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甚至不退出代理使重庆方面抓李庄的理由更充分些。